内容提要：政法体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标识性的制度范畴，是指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和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建设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的治理架构。从古典礼法传统到现代政法体制的历史嬗变过程，反映了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对国家治乱兴衰问题一以贯之的政治关切和思想探索。政法体制的基本构造可分解为三组主轴性关系，即政法机关的相互关系、政法机关的外部关系、执政党与政法机关的关系。这三组主轴性关系的规范性原理，构成了政法体制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的基本法则。第一组关系的规范性原理包括自成一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第二组关系的规范性原理包括社会自治优位、基层治理优位、前端治理优位。第三组关系的规范性原理包括宏观领导、归口领导、法治化领导。对这三组规范性原理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政法体制既遵循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机理，又积淀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本土经验和独特智慧。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开启了从“接近正义”迈向“可视正义”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司法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通过司法过程场景化、司法规则代码化、司法决策建模化、司法服务管理智慧化重塑着司法过程，大大提升了智慧司法的社会效能。但司法人工智能亦有其内在限度。算法决策要达到绝对的客观和精准并非易事，面对复杂疑难案件，其能够促进形式正义，却很难实现实质正义。发挥人工智能对司法的优化重塑效应，应与对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同步进行。需针对算法决策设立相应的规制和救济机制，注入公开、公平和责任理念，进而兴利除弊，促进科技向善和打造良性发展的智慧司法，更好地实现“可视正义”。

　　内容提要：位阶秩序构成比例原则的规范内涵和操作路径，为比例原则调整目的与手段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与学理建构的“三阶论”不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比例原则，至少存在位阶秩序的“全阶式适用”“截取式适用”“抽象式适用”三种类型。位阶秩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多样化呈现，既与分支原则的独立性和附属性有关，也与位阶秩序构成论的自身特点有关。分支原则的“显性”与“隐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司法审查介入行政判断的意愿强弱。近年来，司法审查强度及其界定标准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发展，对比例原则的本土适用产生影响。从位阶秩序适用的多样模式到司法审查强度的多元选择，代表着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适用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2019年12月28日通过的社区矫正法，对于我国及国际社会的社区矫正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部法律规定了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基本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这部法律的诸多规定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特点，比如采取了合理的立法结构，确立了帮扶罪犯的制度，考虑了罪犯的生活便利，构建了社会参与的机制，肯定了专职社工的价值，规定了购买服务的制度。

　　内容提要：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刑民规范的适用是否相互影响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相互影响。或者因为民事违法概念的体系定位与适用缺陷，或者因为会导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形骸化，处理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违法论”路径欠缺合理性。刑民交叉的连接点不是违法性，真正的连接点是法律效果；以评价对象为主线，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应从“违法论”转向“法律效果论”。只有当刑法和民法评价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时，二者的法律效果才可能无法兼容。此时，若刑民规范目的整体一致，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同，则只需对刑民法律效果进行综合考量；若刑民规范目的明显对立，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反，则需要在案件事实层面进行拆分，为刑民规范适用划定不同的案件类型，从刑民交叉回归刑民分立。

　　内容提要：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现行公司治理制度的重大缺陷是公司治理的法定主体与实际主体严重脱节，未将控股股东作为公司治理主体并忽略和放弃对其相应的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向和出路是建构以控股股东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应顺应公司控股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态势，围绕控股股东控制权的行使建构科学、合理、系统的法律规则，使其依法掌权行权，充分利用和发挥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独特的积极作用。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首先是遏制控制权的滥用，同时亦应合理引导和规范控制权的行使，由控股股东代行股东会职权的职权代行机制是创新公司治理制度、规范控制权行使的重要方式。

　　内容提要：增值税中性原则的实现，离不开民事制度的协动。在交易中，当收款方拒绝开具发票时，为保障付款方的抵扣权并减轻其纳税成本，司法部门应当依据合同解释规则确认和保障付款方的发票开具请求权，并支持付款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留置抗辩权。在增值税的税制税率发生变动时，原合同内容的履行，在增税型变动中会妨碍税负的有效转嫁，在减税型变动中会损害付款方的抵扣权。司法部门应当及时调整合同价格，确保有抵扣权的企业在经济上不承担税负。对情事变更的适用采取过于谨慎的态度，不利于结构性减税的税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内容提要：私法中适用信赖保护之善意普遍存在且多样。究其本质，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这一认知状态是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不知悉。对于此种不知悉的评价，依善意的发展历史及其认定的特性，应属于法律价值判断，并可通过过失要件进行利益衡量。鉴于善意及其认定的共性，为化解善意认定规则上的争议，可以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为主线脉络，对善意的认定进行体系化的规则建构。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是善意认定类型的层级区分依据，依此形成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层级协调因素。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决定了具体认定善意中的实体考量因素和程序方式选择。依此，可形成“非为明知”和“非因过失而不知”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以及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最终构建起以体系思维为引导的善意认定规则体系。

　　内容提要：融资租赁回购合同中，在第三人迟延履行债务等条件成就时，回购权利人可以选择要求回购义务人支付回购价款。商品房按揭贷款回购合同与之类似。此类合同的本质在于回购权利人将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转嫁给回购义务人，换言之，回购义务人为回购权利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利益进行托底，故可称为托底型回购合同。托底型回购合同的权利义务构造与保证合同存在重大差异，不应适用或类推适用有关保证合同的规则。托底型回购合同在不同情况下可为债权让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买卖、约定形成权等多个模块的不同组合。托底型回购合同为分期履行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提供了一种在交易遭遇变故时将其在交易中的全部财产权益打包转让出去、迅速退出这一交易的新机制，对于鼓励交易、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销售具有独特价值。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劳动者因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而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案件数量较多。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在劳动关系中也应得到保护。但劳动者与雇主的权利和利益有可能产生冲突，劳动者也应受到限制。从劳动法角度看，对劳动者进行限制的基础在于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劳动者的与其忠实义务及雇主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平衡。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考虑劳动者社交媒体言论行为的各种因素对其合法性作出判定。确立劳动者的边界需要在个案中考察劳动者社交媒体行为的“四要素”，即行为是否符合雇主规章制度要求、行为动机、行为后果、行为情节以及相应的具体因素，从而判定劳动者行为是否损害雇主利益、违反忠实义务，并以此判定劳动者的社交媒体行为是否超出边界及是否合法。雇主对劳动者社交媒体言论行为采取的惩戒措施应符合比例原则。

　　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御史监察”既是政制构造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了政府权力的划分和制衡，又是政制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隐含着帝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利用。御史的创置及其监察职责的设定，恰是这种权力控制理论的重要制度体现。历史上，“政制”包括静态意义上的构造和动态意义上的运作。如果说，从静态的视角看，御史的选任及其职守，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巡察制度的因革、监察区域与层级的划分，构成了一个主要的制度性因素；那么，从动态的视角看，御史的弹劾及其实效、御史监察的独立性及其限度，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实践性因素。后者融洽地整合了前两者，促进了御史监察制度的有效运转，进而对于古代政制构造与运作的平衡和政治秩序的维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法学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法学研究》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坚持精品意识，实行“双百方针”，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致力于反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建立、完善和更新我国法学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倡研究方法的创新，鼓励实证研究，扶持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和扶持年轻作者，开展学术批评，倡导学术规范。《法学研究》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2002年和2006年，再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